“顶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一个热词。1981年4月，我从浙江某海岛坐船到上海，从十六铺码头上岸，到原中华造船厂浦东南码头的分厂报到，开启崭新的城市生活。据说我是最后一批享受“顶替”政策的人。

那时，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我生活、工作在浦东，目睹在打桩机、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浦东这片沉寂的土地，掀开了一轮又一轮翻天覆地的热浪。1991年，亲眼目睹引桥横穿我厂区的南浦大桥建造过程，从破土动工到桥身合拢……

听前辈说，从农村踏进大城市的青年，都要经历兴奋、迷茫、磨合、融入4个阶段。但浦东开发的速度，浦东的变化实在太快太猛，它容不得我有过长的“迷茫期”“磨合期”，我被逼着，被追着往前赶。我进厂没几年，社会就兴起“读书热”“文凭热”，没有初中文凭，学徒不能满师晋级；没有大专文凭，不能提拔做干部。我赶紧上夜校补文化补文凭，考专业技能证书。我刚刚站稳脚跟，又遇上推行国企改革，打破大锅饭，企业内部竞争上岗；继而，企业又进入“撤、并、转”，在这个过程中，我多次面临艰难的竞争与痛苦的抉择，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多次变换……

记得刚进厂时，我们总厂分厂加在一起造船总吨位年产不到10万吨，日本川崎造船，韩国三星重工，两家公司年产造船吨位各有100多万吨。2001年，中华造船厂与沪东造船厂合并，组建成集团公司。而今，我们也变成年造船总量超百万吨级的大公司。

经历国企改革的“阵痛”，没有被淘汰出局的每一位员工，都经受了各种考验与磨难。我也从一名普通铜工，提干入党，做了多种专业管理工作，与企业一起成长！我身上有一个标签——“残疾人”。虽说是轻度肢体残疾，但行走不便和由此带来的心理阴影，曾经伴随着我多年。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惠残政策越来越多。例如：企业内部上下岗竞争，残疾人享有保障金保护；可以享受月薪个调税支出在200元之内免税；我爱人享受户籍入沪优惠政策，结婚8年后户口从外地迁入上海；我住的杨家渡私宅动迁时，动迁安置也享受优惠，等等。每每分享到这些改革开放的成果时，我就有一种温暖如春、生逢其时的惊喜！

难忘1999年上海的“三车”整顿。市政府取缔残疾车拉客后，对拉客谋生的残疾车主安置实施专项优惠政策，其中有：对残疾车主外地配偶户口未上调的，不限结婚年限（以往结婚5年后才有资格申报户口），统一办理户口申报。浦东新区申报户口的残疾人多，区残联人手不够，我曾经被临时借调去帮忙。申报户口手续繁琐，稍有差错，就被退回。有的残疾人遇上这种事情，会情绪失控，在区残联办公室又哭又闹。那时，区残联群工部就像热闹的茶馆，每天人满为患。残联干部既热忱耐心，又严格审核，天天加班加点，尽可能确保户口申报资料送市公安局一次性通过……残联干部竭力为残疾人服务的场景，令我敬佩，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身上还有一个标签：“志愿者”。说起结缘志愿者，还得从进厂说起：我刚到上海几年，起初为生存上夜校；随后自觉加入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在为我爱人申办户口时，区残联领导鼓励我组织更多残疾人投入读书活动。在残联领导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浦东新区肢残人读书会，开展文化娱乐活动10余年，在全市残疾人中有一定影响力。之后，在市肢协工作交流会上，我认识了全国自强模范黄吉人老师，又加盟了她创办的公益组织，参加助学志愿者宣传工作，至今坚持19年了。  

今年突发疫情，黄老师的助学基地探索开展线上结对助学服务。为宣传这个创新举措，我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等进行微信电话采访，写成以《网传千里情，心暖百家人》为题的长篇报道，先后被9家媒体报道转发，文稿还作为抗疫征文被市肢协征文评委评为一等奖。

20多年来，我组织读书活动，参加志愿者工作，虽然付出了大量业余时间，但我有“奉献他人、回报社会”的自豪感！

是“顶替”春风挽我进入了大上海，是国企改革的风浪锤炼了我，是浦东沸腾的热土滋养了我，让我从一个浅薄自卑的农村青年，蜕变成为有文化、有爱心，乐观自信的“新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