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语是什么？手语是在聋人之间或在健听人与聋人群体交流时使用的一种视觉手势语言。人们对手语的早期印象是：图画式的、哑剧式的比划、是具体的、是模仿现实而产生的，并且没有像有声语言那样严格的语法结构；也有人认为手语是有声语言的手势表达[1]。

以往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人类语言的知识都是来自对有声语言的研究，语言学家所理解的语言都是有声语言。而我们给予语言的定义是：语言是一种由具有任意性的有声符号组成的人类所特有的用于交际的系统[2]。到了20世纪60年代，语言的定义不得不进行修改。美国学者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在对他所执教的加劳德特大学聋人学生使用的手语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后，认为手语也是一种语言，并就此发表《手语结构》（Sign Language Structure：An Outline of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the American Deaf）（1960）一文，这也成为手语语言学的开端，后来他还和两位聋人同事合作编撰出版的第一部美国手语词典-----《基于语言学原则的美国手语词典》。然而当时斯多基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手语研究的真正开始是20世纪70年代，它的影响也逐渐波及语言学界。

在这期间，两位美国学者Edward Klima和Ursula Bellugi在手语研究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索尔克研究所（The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建立了美国手语（ASL）研究小组，他们不仅对手语结构和手语习得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看法，并使用实验的方法证明手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

关于手语的象似性和任意性的争论一直是手语研究的首要问题

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词项是抽象的符号，词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而手语被认为是“一种图画形手势的松散聚合”，是完全模仿现实而产生的，因此手语是否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就值得怀疑了。健听人在说话时也会伴随身势语，但这种身势语与有声语言处于不同的通道，我们很容易分辨，然而在聋人的手势交流中，这种身势语与手语使用了同样的通道，使得我们难以区分。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从中发现约定性手势（conventionalized signs），而这些约定性词汇手势通常是有规则地在头和躯干这些区域的有限手势空间中构成，约定性词汇手势（conventionalized lexical signs）构成了一种手语的核心词汇。尽管手势具有模仿的特征，即象似性（Iconicity），但关于手语透明度(transparence)的实验结果可以证明这些手势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意义直接相关，即给一组健听人看手势的录像或图片，他们并不能猜出这些手势的意思；在短时记忆（immediate memory）的实验中，两组象似性程度不同的手势词在短时记忆中的正确率相差不多，从而证实手语的象似性在编码和记忆过程中没有意义，而比较形式特征相似的一组手势和无相似性的一组手势时发现形式特征的相似性对短时记忆有负面影响，这说明形式的任意性特征在编码和处理手势时在一定程度上占主导地位；对手语失误(the slips of the hand)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果，手语失误总是在打手势中某个手势元素发生了换位（transposition），整个手势的换位是很少见的，绝大多数无意识的变换都是某个手形、位置或运动的换位。

这些实验的研究结果都可以证明手语除了象似性特征，还具有任意性，是由一套有限的构造元素组成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真正的自然语言。

来自神经科学研究的材料也证明了手语与有声语言具有同样的语言特性，如方俊明、何大芳（2003）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脑成像 (fMRI)技术，以中国手语为实验材料，通过外显手语和内隐手语刺激的比较，探查中国手语在聋人左、右半球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情况。结果表明：手语与有声语言的绝大多数功能区是重合的，聋人的视觉性语言优势半球也在左半球；语言的半球单侧化现象以及语言大脑功能定位区很少受语言模式特征的影响。

“尽管有声语言和手语使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们都有交际这一目的，这决定了它们在形式结构上有相似之处。语法关系的形式标记主要是由人类交流的普遍认知功能引起的，而不是由表达的方式（modality）决定的”（Supalla & Newport 1978：92）。视觉语言与听觉语言同样是具有规则的语法系统，语法结构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不能因为它们使用了不同的媒介，而否认手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Shannon（2003）对聋儿习得手语过程及听人使用身势语的情况进行观察之后认为在身势语（gesture）和手势（sign）中，同样存在运用运动和空间移动表示所指的方式。因此，“手语的确是由身势语发展而来的语言，是一种语言和身势语的融合”（Liddell 2003）。

研究学者Schembri在 2004年提出：“手语不同于有声语言之处在于它需要将心理空间中存在的成分指明，这使得它创造了一类结合了语言和身势语的词汇单位”。我们承认手语和有声语言一样是符号系统的同时，也不否认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它们各自利用空间和时间特征架构起各自独立的符号系统。

手语和口语都可以帮助人类有效的交流，因为我们都可以通过身体运动来产生信号，也可以通过体验感知系统来接受这些信号，并通过积极的意义构建来赋予它们意义。

手语的产生

 我们已无法推断人类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只能借助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神话来假设语言的起源，然而手语却让我们得以观察到语言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在Steven Pinker的《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20世界70年代末，尼加拉瓜手语产生的有趣过程，聋校的建立是一种手语产生的巨大动力，当聋校建立，聋生聚集之后，早期的手语就会在聋孩子的交往中逐渐产生，他们会发明出一套手势体系，这套系统吸收了他们与家人交流时使用的各种家庭手势，尽管早期这套手势系统显现出明显皮钦语[3]的特征，它依靠提示性和细节性的反复陈述来表达意思，缺乏约定俗成的语法形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加拉瓜手语会自发地生成一套标准的用语规则，语法规则会不断地被引入其中，如主谓一致等。

手语本身就是克里奥尔化的产物，这也让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人类语言的起源。2001年, 美国加劳德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威廉姆· 斯多基的另一本著作《用手表达的语言—为何手语先于口语出现》。提出人类语言产生的一种假设，即手语的产生可能早于口语的出现。

手语语言学的地位逐渐确立

1880年在意大利聋教育者们召开了米兰会议（Milan Congress）确定了口语教学法，此后，欧洲聋人教育普遍实施口语教授法，然而依然有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手语怀有兴趣，并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手语语言学的地位已经稳固地确立，手语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并发展出更为细致成熟的若干门类，如手语语音学、手语词汇学、手语句法学、手语语义学，以及手语社会语言学等等。

早期手语研究的语料，主要是美国手语（ASL），现在许多手语相继成为研究的对象，包括法国手语（FSL）、德国手语（GSL）、英国手语（BSL）、意大利手语（LIS）、挪威手语（NSL）、丹麦手语（DSL）、中国大陆手语（CSL）、香港手语（HKSL）、台湾手语（TSL）、以色列手语（ISL）、澳大利亚手语（Auslan）、日本手语（JSL）、荷兰手语、西班牙手语、瑞典手语、印度手语、泰国手语等。

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认为手语是图示性和抽象性的结合，并将手语分析为由一套有限的手形（dez, handshape）、位置（tab, location）和运动（sig, movement）组成的同时性组合（simultaneous compositions）。Robbin Battison又添加了第4个单位：方向（orientation），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些构造特征的描述不断地发展，还增加了表情这个单位。

斯多基的研究在当时并没有被主流语言学界所接受，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人们长期以来认为“语言是有声的”这一观点并不能轻易改变；二是斯多基的分析是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下进行的，并不符合1960年代美国开始盛行的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观点。由于当时美国聋校仍以口语主义教学理念为主，聋教育界并不认可手语作为独立语言的地位，所以也不能接受斯多基从语言学角度对美国手语的分析（肖晓燕 2011）。

1970年美国加州著名的生物研究院(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成立了语言及认知研究实验室(Lab for Language and Cognitive Studies)。开始吸引众多知名学者前往。展开了对美国手语的音位、语法、手语习得和手语认知研究等多方位的学术研究。

1971年加劳德特大学(GallaudetUniversity) 成立了语言学研究实验室，开始对美国手语进行语言学研究，由Stokoe担任主任；次年Stokoe主编的《手语研究》(Sign Language Studies)创刊，成为了手语研究者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1973第一篇研究美国手语的博士论文在乔治敦大学诞生；同年，美国语言学协会的年会首次开辟了手语论坛；1974年第一届手语研讨会在加劳德特大学召开。1979年加劳德特大学成立了语言学系，专门研究美国手语。

197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University 0f Stockholm)语言学系开始研究瑞典手语，1979年挪威特殊教育研究院(Norwegian Postgraduate College of Special Education)开始研究挪威手语，1982年赫尔辛基大学普通语言学系的学者开始了对芬兰手语的研究。西欧国家中德国的研究开始也相对较早，1973年由汉堡大学开展手语研究项目。最早研究英国手语的博士论文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完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开始了对英国手语语言学的大量研究。1978年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开设了英国手语课程，1980年成立了聋人研究中心，从多视角开始研究英国手语的结构。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家也相继在70年代中期和末期开始了对各自国家手语的语言学研究。

２０１０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普渡大学美国手语研究项目主任、语言学教授Brentari 主编的《手语》（Sign Language）一书，它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跨语言手语语言学研究专著，由５３ 位多年从事手语语言学研究的各国专家共同撰写完成。该书基于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视角，主要探讨了跨语言手语的共同特征（张吉生 2011）。

中国手语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步

我们无从考证中国手语具体产生于何时，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聋校在中国的出现以及聋教育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国手语的融合和形成，但在此之前聋人个体使用的零散的手语也一定是存在的。

中国手语的概念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中国手语的内部差异到今天仍然是存在的，随着聋人社会活动的扩大，这种差异可能会逐步减少，但完全消除也很困难。聋人使用的自然手语受到有声语言很大影响，大多数接受过教育的聋人会使用汉语书面语，自然手语中有大量汉语借词，大部分聋教育者使用的手势汉语也影响着自然手语的语法结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中国手语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是依附于汉语的手势语言。中国手语是完全不同于汉语的独立语言，它有自己独特的语音形式、形态及语法结构，它的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的空间媒介。

中国手语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起步，1986年傅逸亭和梅次开合著《聋人手语概论》由学林出版社出版。1999年赵锡安著《中国手语研究》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但他们对中国手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词汇的研究，构词方式及造词理据的讨论。研究者也注意到手势词构成中脸部的表情及打手势动作时手活动的部位、方向、频率等因素（傅逸亭和梅次开1986：65），还涉及了手势的形态问题（赵锡安 1999:152）。对于中国手语的语序、否定也有所论述（赵锡安 1999，Jun Hui Yang and Susan D.Fischer 2002）。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手语的语言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手语的描写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对于中国手语的语音、形态、句法研究刚刚开始。

台湾大概有110,000聋人和听障者使用台湾手语 （TSL），台湾手语有两种方言：一种是台北手语；一种是台南手语。这两种手语方言的语法结构基本一致，区别主要是词汇（张荣兴、苏秀芬、戴浩一 2005：247），Smith认为这是因为在日占时期台北聋校许多教师来自东京的，而台南聋校教师多来自大阪（2005：188）。

一般研究者认为香港手语的早期发展的确受到上海、南京、杭州手语的影响，Woodward（1993）注意到香港手语和上海手语有许多相同之处，香港手语和上海手语的基本词汇大约有70%是同源词，研究者认为香港手语可能是上海手语的地域变体（邓慧兰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