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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以外的风景

视觉以外的风景

视觉以外的风景

作者:李海燕

视觉以外有什么风景?那是绚烂如朝霞的心灵之光……我想告诉大家:在我们无光的世界里,也有这样美丽的朝霞!

闭目养神的老头

2006年春,上海广播电台东方792频道的主持人鲁君找到我,请我在她主持的《同在蓝天下》节目里做嘉宾,谈谈自己“听音盲打”写书的体会。

  有一天,我在电话里又听到了鲁君甜美的嗓音:“李阿姨,有位盲诗人和你一样也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名叫李忠利,他也曾是我采访的嘉宾。你愿意结识他吗?”我愿意。

  于是鲁君向我介绍:李老师高中毕业后曾去军校读书,在福建部队十一年,因为眼疾提前离职。李老师的新诗和传统诗均获过全国性奖项。他的新作《新诗中国化和汉诗现代化的成功尝试》正在全国各地发行。

  在鲁君的热情牵线下,我很快在电子邮箱里收到了李忠利老师的诗集新作。当然,我也“猴子献宝”给李老师发去了自己的散文集。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李老师的诗集,听读后心灵被强烈震撼和深深感动!

  请看《世界,显像在我心灵深处》:

  有过开阔的视野,有过清晰的1.5。难道都成了报废的胶卷,再也不能冲洗?理想的鹏图,只有浮动的黑和白,是我唯一的对比度。

  我的视觉呀,潜下了心海。世界啊,你――显像在我的心灵深处。于是,就凭光感,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学步。

  跌倒了,从地上拾起,是我寄给未来的憧憬。用膝盖、肩膀和头部,血写的情书……

  早已超过写诗的芳龄,时代给我感情的激素,我踏进花的潮汐,吮吸诗的蜂乳。

  命运啊,你就是把我装进麻袋,我也要脱颖而出!

  再请看《我的名片》中的一段:“我在名片上闭着眼睛,琢磨着人间的千变万化……在两只助眼为乐的耳朵上,我要找回已经失去的看法:这就是我的名片,一个闭目养神的老头,全身心地阅读天下。”

好一个“闭目养神的老头”啊!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还有他的《根文化》:“唐诗是个美男子,宋词是个俏女子,元曲并非浪荡子,和而不同一家子。今朝走进根文化,采撷三粒相思子。”《穷书生》:“书生见识有多长?用侬头发哪能量?拇指一竖天苍苍,食指一横野茫茫。冷板凳上做学问,螺蛳壳里小书房。”《千岛湖》:“水乡看水鸟,湖上数千岛。游客常迷路,越女当向导――目不暇接山水画,总是一幅未定稿。”这“三粒相思子”、“拇指一竖食指一横”、“未定稿”说得多妙啊!

我们从此常“话疗”

  我很想认识这位奇特的诗人,于是找出鲁君提供的号码,很快拨通了李老师的电话。

  “喂,海燕吗,我也正想打你的电话呢!”电话那端传来李老师操着标准国语的嗓音。我谈他的诗,大加赞美。没想到他谈到我的散文时,竟毫不客气地说那像是“小女生的作文”,听上去好像贬大于褒呀!当然我不会生气:“‘文革’时初中毕业的我自然比不上你这位大诗人的功底咯!”他嘿嘿笑着连连说:“不可比,不要比。”我说:“你的笑声好像很得意。感觉还有点老奸巨猾呀!”于是他放声大笑,我也开心地笑。笑声瞬间让我们之间失去了距离。

  《话疗》是李老师曾在电话里念给我听的一首诗:“晚霞里采个火苗,大雪中摘片鹅毛。看天上一行雁字,唱人间一首歌谣――打一个聊天电话,医学上叫做话疗。”对于两个行走不便的盲人来说,话疗更是快捷省事的强心剂和高效药。

  我们曾在电话里相互介绍各自的身高、体重、模样、性格、经历等,李老师问得很仔细,包括我的发型和鞋码。我们还说些各自的爱好,比如我喜欢穿暗红色的衣服,他喜欢喝咖啡、吃面包、糖炒栗子和酸辣浓汤。

  我们也谈各自的病状:李老师是管状视网膜变性,虽然视力1.5,视野却只有针尖那么一点点;我是扩散形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是盲区,只有边缘有朦胧的光感。我不知生理疾病是否会形成性格的特征,只感觉自己的性格粗枝大叶的,很像扩散型病变;而李老师对每个字似乎都很钻研,很像管状视野。比如他说:“上海话‘心里厢’,是厢房、西厢记的‘厢’,比‘心里’‘心底’‘心房’更形象和古朴美。”……等等。对字眼的推敲和立意,也许正是诗人李老师长期写诗养成的灵敏吧?

  电话里我们还互通克服视障的小窍门:比如挤牙膏对不准牙刷,可以把牙膏直接挤在嘴唇里;在切菜板和电视机盖布的反面可以贴块伤筋膏,区别它们的正反面;在酱油瓶或洗头膏上也可贴粘纸;在自己的毛巾上缝根挂襻,以区别类似的物件;还有在家里也要小心不要撞在半开的门上或是弯腰时头撞在椅背上、橱门上……

  我们都是后天失明的,心理和常人一样健康且要强。可是客观的因素,让我常常陷入自尊和自卑的痛苦交战。

李老师和我有同样的困惑:在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称他“盲诗人”时,欣喜中掺杂着酸楚。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地顶着“盲人”的帽子生活,太多的无奈在轻轻的叹息中。

两个“诗想者”对歌

  更多的时候,我爱笑,李老师说这笑声能激活他的文思。然而有一次,我在路上一脚踏空,从高高的台阶上“叽里咕噜”滚下来,摔得七荤八素四仰八叉的,手中的苹果也“叽里咕噜”滚了一地。分明有泪,我在电话里却一边笑着一边叙述着当时的狼狈相。他生气地责备我:“你还笑得出来啊!”以后遇到雨天冷天,李老师都会打电话来叮嘱我:出门千万要慢点要小心。

  有一次,李老师还在电话那头唱起了歌,他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也跟着他哼。他唱完了就让我唱,我唱的是童谣《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我听到电话那头他拍着桌子给我打节拍,于是我摇头晃脑唱得很投入。没有音乐,我们就清唱。他说我的声音很年轻很好听。我们对声音都很注重都很敏感,因为声音里有喜怒哀乐,对盲人来说是表情神态的再现。

李老师七十开外的年纪了,但我发现他的记忆力相当好。我喜欢听小说,听了好的小说我会告诉他。有一次我告诉他我听了《红风筝》,他马上就说:“这是潘灵的作品。”又一次我告诉他我听了《在细雨中呼喊》,他说:“这是余华写的。”电话里他常常会说一些诗人或作家的趣事,作者和作品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我写文章遇到一个词、一句诗卡了壳,打电话问他,准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我想李老师记忆那么好,是天天绞尽脑汁想诗的缘故吧?话筒里传来他无不得意的笑声:“我愿天天想诗、做个诗想者。这样不会老年痴呆啊!”在只问耕耘不图收获的写诗过程中,李老师完完全全得到了精神的享受。

情人节里“玫瑰”多

  认识李老师快六年了,我和他仅仅见过一次面。那时,父亲还活着,他老人家也喜欢写诗,我就拄着盲杖特意去李老师家取诗稿拿给老父亲看。

  李老师家住在凯旋路立交桥下,底楼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天井被利用搭建成一间小屋。那天他看见我来很高兴,紧紧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灯光下,脸对脸细细地端详,一副非常渴望看清的神态。

  他的爱人华姐,把热腾腾的茶水递到我的手中,然后捧出一大摞李老师写的书。我数了数,一共九本。除了两本是出版社正规出版的,其余七本都是华姐亲手打字、排版、美工、照片翻拍、裁剪纸张装订成书的。华姐一页一页向我描诉着封面的图案和书中的插图。每首诗都配有华姐从电脑库里精心挑选出来的卡通画,华姐还拿出用来装订的锥子、针和蜡线,当场装订给我看。我抚摸着一本本“精装”的书,心中感慨:这些书是这对患难夫妻共同抚育的心爱宝贝啊!

  李老师在写给他爱妻的诗中这样赞美:

  “……自从找到你,人们说:我找到了拐杖、灯和眼睛。

  不!拐杖,只能在夜的背脊上,敲出麻木的触觉。灯的光圈,怎能覆盖一个世界?只凭肉眼,又怎能识别夜的变色?

  是你,收拢了,笼罩我的黑伞。把它轻轻地折叠,放入我们,记忆的小盒。

  啊,是你,伸给我一条,会说话的胳膊――

  从夕阳手中拽回一条路,伸向无穷的广漠……”

  患难夫妻间无限的深情,在这样的诗句中流淌……

  李老师拿出一只小小的收录机给我看。他按了播放键,里面有他写的诗,还有残联送给他的古诗录音。这个小收录机,李老师平时用来听广播、听录音。更派用场的是,他每天苦思冥想形成的诗,也是用这收录机一字一句录下来,再由华姐打到电脑里去的。那一首首明丽璀璨的诗篇,正是从这小收录机、从这蜗居里孕育发芽、开枝散叶的啊!

  闲聊中,我得知李老师还有两个未成婚的双胞胎儿子。李老师家的住房和其他条件完全符合申请经适房的标准,可是他们一家过惯了平淡、简单的生活,对物质上的东西不感兴趣。说起住房,我和李老师都有点阿Q精神,我们都认为:那些别墅和复式套间不仅打扫很费事,而且房中有楼梯、连上厕所下厨房也要走楼梯,这对盲人、老人和幼童很不方便。我们现在虽居陋室,但衣食无忧,还有文化快餐,我们很满足。

  谈到住房,华姐还向我说了个故事:有一天早上,华姐买菜回来,还带回一束鲜花,李老师就即兴写了一首诗。华姐翻到一页用恬静的嗓音轻轻念道:“你觉得菜篮子越拎越重吗?加一束鲜花就轻松了;你觉得住房太压抑吗?放一面镜子就可以骗骗自己了……穿过吴侬软语和弥漫的炊烟,撩开一幅月白风清的图画,谁知在一幅画里呼吸,肺活量需要不断地扩大,幸亏我们学会了宽容,减少了多少碰撞和摩擦。虽说目光还在路上受阻,我们的梦境已经四通八达!有一朵晚霞含苞待放,倒计时把论语翻译成白话……”读到最后几句,李老师也动情地齐声念起来。我在旁边,情不自禁地为这夫唱妇随的一幕拍手叫好!

华姐还给我念了一首《晚餐》,是情人节李老师写给她的:“两个老人年轻态,共进晚餐多愉快。你吃玫瑰豆腐乳,我吃玫瑰大头菜。今天恰巧情人节,玫瑰多了别见怪。”我听了“咯咯”地笑,又让华姐念了一遍,记熟后好回去念给朋友听。

“摸象者”心地宽阔

  从李老师的家回来后,我知道了他也有自家的烦恼和忧愁,但是他从来不愿提起。李老师常对我说:“诗人的脚下哪怕是冻土,也会变成一片热土。”

  后来有位朋友这样形容李老师:“我们的眼前有墙壁、建筑物,有障碍,忠利先生的眼里没有这些。”

  李老师也是这样说的:“用心灵的眼睛注视世界,往往可以穿越肉眼不及的盲区。”在小小的陋室里,他潜心写作,日月积累,玉石井喷,写下了四千多首被誉为“李氏风范”的优美诗篇。

  去年的秋天,“金秋文学社”、“碧科”、“田林”、“枫林”等诗社在经贸大厦办了个讲座,请李老师去上课。李老师说:诗人要用自己的心,去触摸世间万象,才能写出诗来,因此,这个讲座就叫作“摸象者说”。

  李老师是怎么“摸象”的呢?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生活细节,给了我创作的灵感:那是在外打工的儿女,在与父母通电话时听到了千里之外的咳嗽声。于是我写了《木兰花・儿行千里》:“夜空又见群星宿,一件寒衣天上厚。不知慈母线多长,古往今来缝不够。自从游子离家后,斗转星移难接受。每当入夜读家书,千里之遥听咳嗽。”

  李老师说,诗歌是以少胜多的艺术,是文学减法。诗歌有自己的路,这是一条曲高和寡、和而不同的路……

  李老师就像上海马路边梧桐树上的一片叶子,在飘落的过程中,不懈地用诗歌歌咏着生命。

我有幸认识了这位诗人李忠利:即使陷进无边的黑暗,他心中光明依旧;哪怕卷入了命运的漩涡,他仍站在漂木上吟诵自己的大爱!

“滴铃铃”,电话铃又悦耳地响起,热线的那端传来李老师亲切的声音:“海燕,让我们在视觉以外的风景里,彼此携手观望。”我欣慰地笑了:视觉以外的风景,那是心驰神往的广阔空间,多么美丽啊!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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