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事业给了我终生难忘的“第一次”

宋玉芝

 

1952年9月，由于偶然的机会，我随红军老战士徐均大姐来京，准备参军当医务兵，因年龄小没有成行。之后，她把我托付给了张文秋大姐，并住在她家等待工作机会，那时我才15岁。

我只知道张大姐为了盲人事业，每天在外忙碌，还为盲人训练班选址而犯愁，因为当时八里庄是由军队管辖。此后，大姐去中央军委找到彭总，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配备干部调集人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但张大姐由于没有配备汽车，只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和一名贴身服务员，天天早出晚归，很辛苦。

1953年3月上旬，张大姐告诉我要跟她一起上班了，这是我来京后第一次出远门，到了东城区朝阳门内北小街烧酒胡同1号。

两扇朱红色大门正为我们开启，进去一看，前后两层大院有树木花草，东西方向有大房，分多个房间，前后大厅内地板是暗红色木制的，正厅走廊内各有四个朱红色的圆柱矗立着，前后院有走廊连接，色调以绿色为主，很精致，古色古香，很是气派。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国盲人福利会成立的所在地，张文秋大姐任首位总干事，她也是盲人福利会及盲人事业开拓的第一任领导。

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军队转业的杨守礼，青海来的大学生朴境千、哈尔滨来的大学生高步云。中国银行来的秦玉民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山东来的曲鸿敏当出纳，北京来的石彦文当会计，那景琳为汉字打字员，伙食管理是高永贵，炊事员是冯振刚……天天都有人来报到。

人员到齐后，开始培训健全人学习新盲文。教材使用黄乃同志的《新盲字入门》，为期20天，期满考试，成绩优秀者记入档案。张总干事对我说：“玉芝啊，你年龄最小，希望最大，要学好盲文，学好文化，为盲文出版事业多做些工作。不光是印书、排盲点版，包括手工改版、校对、编书，样样都要做，做个多面手，不能让组织失望。”她的话，第一次给我明确了人生目标，指引了努力方向。

1953年秋，我们开始筹备《盲人月刊》创刊号，首先从中国银行调来了刘若谋先生任主编，他少言少语，但文字能力很好，精通英文；发刊词是刘若谋同志撰写的。

排铅盲点版是李汀同志发明创造的，她排的第一本盲人点字书是魏巍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盲人月刊》借鉴她贡献的成果，在排盲文点字版上没走弯路。

盲文印刷机是北京印刷三厂利用报废的机器改装而成的，而用汉文排版的铁框架框住盲文点字版有时很困难，因为盲文凸点是用小铅块制作，标准不精确，上好的铅盲点版经常会松动，一不留神会漏掉下来，在损坏机器的同时，这块铅盲点版还要重新再来一次。这道工序要求严格，铅字点和铅点字之间差一毫的缝隙，就会产生盲字点之间的松动。经过动脑筋，办法有了：用小锤子在铁框架周边打小木锲子，在点字之间贴小薄片，既堵住了缝隙又保证了铅版不松动。

在压印过程中，机器没电动助力，完全是由人工操作，脚蹬手捏，手脚同时并用，精神要绝对集中。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有：田富霖、杨朝良和我。这项工作条件差、很辛苦。

纸采用的是高浸白色道林纸，装订用针和线缝制，背封用暗紫色的棉布贴在硬一些和厚点的纸壳上，每页都连接在纸背上。

这些都是些繁杂的工作。领导采用多条腿走路的方式，内部挖潜。每个人的力量不分大小，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并开展内外合作。在这过程中，我增长了才学，为以后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盲福会及后来的盲人协会是一所大学校，我是在这所大学校里度过的，是这所大学校铸造了我的成长，我的业务水平、我的文化水准，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这里得到锻炼并逐步提高的。

我庆幸见证了盲文事业起步的全过程，第一次参加《盲人月刊》创刊号的压印制作全过程，第一次和盲人陈水木合编创办了《革命优秀歌曲选》，第一次创办编辑了盲人读物《卫生知识》月刊。

这些“第一次”，都是中国盲协引导我成长的重要因素。

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有感恩有怀念。在庆贺中国盲协60岁生日之时，送上一份小小的祝福：愿盲人事业蒸蒸日上，走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