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盲人机构的由来――新中国盲人事业启动纪实

北京盲人 叶跃增

 

光阴似箭，我国盲胞的大家庭――中国盲协，在今年七月迎来六十周年生日。在这六十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通过中国残联和中国盲协的大力推动，我国的盲人事业有了大发展：我们盲人逐步走向自食其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在旧社会盲人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顾我们盲人的死活，盲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保障，绝大多数的盲人只好依赖父母过活。那时我们盲人只有算命、卖唱和乞讨三条路。我们要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要想有个什么组织来为我们谋福利，那只能是白日做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曾经成立了一个接受美资津贴的组织，叫做中国盲民福利会。该机构名义上是为盲人服务的，但它的实际任务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对我们盲人来说，能具体感受到的是：它曾出版了两种刊物：一种是《启明月刊》，另一种宣传有关宗教知识。这两种刊物都是月刊，篇幅很少，每期只有二三十页；发行数量也极少，每种大约五六十册，都是免费赠送给一些盲校的。这两种刊物是雇佣上海盲校五个初中毕业生用手抄写出来的。抄写是比较繁重的劳动，但他们的工资却很低。在盲民福利会机关工作的明眼职工，每月的工资收入，多的为法币一二百万元，少的也有七八十万元，而抄写人员每月的收入只有三万元。两者之间相差好几十倍。像这样的机构能不能很好地为盲人服务，是可想而知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全国解放不久，国内一切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中，在这样的艰难的时刻，1953年7月，党和政府为我们盲人成立了中国盲人福利会――中国盲协的前身。这是一个真正协助政府，关心盲人、为盲人谋福利的组织，谢觉哉为主任，武云福、黄乃为副主任，张文秋为总干事。盲福会的成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盲人的亲切关怀。

我于1951年暑期在上海盲校初中毕业。那时，一面继续学习高中课程，一面等待分配工作。我和同学们听到盲福会成立的喜讯，无不为之感到高兴。真没想到，不久以后，我和张重生同学竟然都成了盲福会的成员，能有幸参加新中国盲文出版事业的开创。

随后在上级部门领导下，先后通过张文秋和孟敬之两任总干事积极努力地开展工作，在短短五六年就为盲人办成了好几件大事，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功劳卓著。为后来盲人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大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难以忘怀。

建立中国盲人福利会的办事机构，接管中国盲民福利协会

盲福会成立不久，首先在朝内大街烧酒胡同一号设立了办公机构。一开始只有13名工作人员（包括干部和服务人员）。1953年12月中旬，张总干事带了一名干部同赴上海接管了中国盲民福利会，并动员了十几名旧工作人员前来北京参加了革命工作。

1953年10月初，在教育部盲哑教育处领导下成立了盲文编印署。陈少怀、韦正白、张重生和我分别从四川、大连和上海调来北京，参加编印署搞盲文翻译、铅字排版工作。当时因教育部没有地方，租借了北京启明古墓院两间屋子，白天做车间、晚上当宿舍。排好铅版还得送到城里一家工厂去加工印刷。工作条件极差，不利于工作开展。后经领导研究，决定编印署在1953年12月31日同盲福会合并。

盲福会有几方面合起来的人员，总共才30来人，分为行政人事办公室、调查研究组、盲人月刊室和盲文出版组等科室。我们编印组的四人参加了盲文出版组的工作。总的说来，当初的盲福会，地方小、人员少、任务重，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员聚集一堂，都有一种新鲜感，怀着满腔热情迎接新的工作。

开创新中国的盲文出版事业

盲人月刊室和盲文出版组是承担盲文出版任务的，1954年开始工作。最初，盲人月刊室只有一个编辑，主任编辑由行政秘书兼任，社长由总干事兼任。盲文出版组是盲福会人数最多的一个科室，分成译稿、校对、排版、回版和打印压等工序，都是手工操作的。译稿和校对是由明眼人和盲人配合进行的。当时，我们采用了“用铅铸盲字排成印版，通过圆盘印刷机压印出一页”的方法进行生产。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工艺较为落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利用这种工艺开创我们新中国的盲文出版事业，意义却很重大。

刚开始，铅字排版对我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工作，要把它掌握好有一定难度。你把铅板排得好好的，一不小心就会碰倒一大片，还得重新返工。我们边干边摸索，逐步由生疏变为熟练。我们盲人校对员和排版员，整天跟铅字打交道，双手老是黑乎乎的，受到严重的铅污染。但当时我们对此毫不理会，一心只想把工作尽快搞起来。在我们大家努力下，终于在1954年3月出版了由毛主席提名、谢觉哉主任题字的《盲人月刊》创刊号。以后每月出版一期，开始三期是用新旧盲字对照出版的，从第四期起，完全用现行盲字出版了。受到广大盲人群众的欢迎。就在当年秋季开学，我们出版了盲童学校用的一至六年级的小学课本。这是一个重大的开端，从此以后全国盲童学校的小学生，再也不要自己用手抄写课本了，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来学习了。1955年中国盲人训练班成立，我们也为它提供了各种培训班所需要的教材。另外，我们还出版了《新盲字入门》、《政治常识副本》、《把一切献给党》等书，为提高广大盲人群众的政治、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同时，对黄乃副主任在1952年创制的现行盲文的迅速推广起到了极大地作用。

1956年中苏两国关系还是十分友好的。四月底，以黄乃副主任、张文秋总干事组成的中国盲人福利会代表团应邀访问苏联，受到以伊万诺夫为首的全俄盲协主席团的热情接待，并于5月1日参加了苏联五一劳动节庆典。之后又参观了几所盲校和盲人教学工厂。同年九月底，全俄盲协代表团进行了回访，并于10月1日参加了我国的国庆典礼。之后他们还来盲福会机关做客，参观了盲文出版组，见到我们的铅字排版工艺比较简陋，全俄盲协为了表达对中国盲人的友情，表示要赠送中国盲福会一台盲文制版机和一台盲文印刷机。1957年4月，两台机器运抵北京。经出版署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研究，仅用了一周时间就把制版机安装好了。又经制版人员用两周时间操作训练，就掌握了机器的性能和操作过程，迅速开始投入生产，盲文制版工作实现了机械化。一台机器不够使，1958年我们又在上海一家工厂里仿造了两台制版机，使盲文制版工作大为改观。

1958年底盲福会迁到内务部办公，我们出版组升格为北京盲文印刷所，仍归盲福会领导。后来又扩大成为北京盲文印刷厂，使我国的盲文出版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如今，我们的单位早已发展为用电脑译稿、制版和校对的中国盲文出版社了。

支持北京启明古墓院进步师生的合理要求，推动北京市教育局接管古墓院

北京启明古墓院原为英国牧师所创办，解放后转为中国人管理，但仍接受英资津贴。学校管理不正常，对教学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当时，有一部分进步师生在共青团和学生会组织下，提出拒绝接受英资津贴，要求教育局接管学校。他们曾多方奔走，向有关部门提出上述要求。起先由于教育局负责人对盲人教育不够了解，思想上有顾虑，接管有一定难处。当盲福会成立，盲生们就向盲福会领导提出他们的要求，获得盲福会领导的积极支持。教育局在1954年4月接管了北京启明古墓院，改名为北京盲童学校，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学校接管以后，逐步走上了正轨，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学生毕业后，都能得到就业的机会。

创办中国盲人训练班，为发展盲人事业培养人才

1955年春，为了促进盲人事业的发展，盲福会领导筹划创办一所盲人训练班，为培养盲人事业骨干人员做准备。在上级和有关部门支持下，经过很大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寻找开班场所，物色工作人员，招收学员，终于在7月11日举办了第一期中国盲人训练班开学典礼。盲训班设文化、音乐、按摩和工农业等班组。学员当中包括伤残荣军、中途失明的干部和工人、各地盲校送来的学生等。经过一至两年的培训，学得了一技之长和组织能力。结业后，学员被分配到各地民政、卫生、教育等部门工作，有的成了按摩医生，有的成了人民教师，还有的做了工厂负责人，盲协工作的干部等等，起了很好的骨干作用，推动了各地盲人事业的发展。

1958年3月，又开办了第二期盲人培训班。第二期盲训班在班组设置、学习期限方面做了调整，特别加强了按摩班的培训工作，培训期限改为一年。

盲训班领导决定，把第二期学员留下一小部分人来开办一所按摩诊所，更好地促进盲人按摩事业的发展。那些按摩医生都努力工作，认真治疗，深受患者欢迎。经过多年不断发展，该按摩诊所早已发展成为已纳入医保的北京按摩医院了。

兴办盲人实验工厂，为盲人就业探索门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盲福会学习苏联盲协创办盲人教学工厂，促使盲人参加生产劳动，学习自食其力的经验。1957年10月，北京市民政局在盲福会的大力扶持下，在东直门内四爷府开设了一家制造橡胶制品的盲人实验工厂，由盲福会调来一名干部担任厂长。1958年秋，盲福会决定在南菜园开设中国盲人实验工厂，生产小五金产品，受到上级部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通过内务部牵头，由周总理特批40万元人民币作为办厂资金。内务部派来一个科级干部任厂长，盖起了新的厂房，购置了先进的技术设备。招收的工人，主要是盲训班工业班的部分学员、北京盲校的毕业生和社会上的一些青年盲人。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掌握了生产技术，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我国盲人事业更有了飞跃的进展，迎来更灿烂的明天。